生命之火是中医的扶阳之源

　　传统文化中的火

　　古代人们理解大自然，尝试为自然现象分类，并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文化归纳。因此，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之一。古称火为“阳之精”，如《后五行志》中说：“火者，阳之精也，火性炎。”清代人顾炎武说：“人用火必取之木，而复有四时五行之变。《素问》黄帝言：壮火散气，少火生气。《周礼》：季春出火贵其新者，少火之义也。今日一切取之于石，其性猛烈而不宜人，病痰之多，年寿自减，有之来矣。”他认为取火用木，则符合五行生克制化之理，索用它法则违背的自然生态平衡的规律，而且不利于人体的健康，这表明火的索取与利用对人体的健康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。

　　作为五行之一的火，有气而无质，可以生杀万物，神妙无穷。同时古人来还认为，独有火在五行中有二，其他都只有一。所谓的二者，是指火有阴火和阳火之分。古人又把火分成天火、地火、人火三种，认为天火有四种，地火有五种，人火有三种。“天之阳火有二：太阳，真火;星精，飞火。天之阴火有二：龙火(称龙口有火)、雷火。地之阳火有三：钻木之火、击石之火、戛金之火。地之阴火有二：石油之火(古人称油贮存到一定数量会自然起火)、水中之火(古人称江湖河海，夜动有火)。人之阳火有一：丙丁君火(就是心、小肠的所谓离火)。人之阴火有二，命门相火(谓起于北海，称坎火，游行三焦寄位肝胆)，三昧之火(纯阳，乾火)。”阳火总共六种，阴火总共六种，二者共十二种。

　　当人们文明程度的进步之后，文字的产生与火的关系则更加密切，如汉字中有多少个与火字旁有关的字我们已无法说清楚，但从这些记载我国文明史的文字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凡的意义与指向。

　　中医所说的火

　　中医所说的“火”，只不过是一种比喻说法，因为火有炽热、亢进、燔灼等特性，所以，当人体出现发热、亢奋、煎灼体液等病理现象时，中医就认为与火有关，而以火名之。例如，一个患牙痛的病人，表现有牙龈红肿溃烂，口干渴喜饮凉水，大便干燥，小便黄赤等症状时，中医就说他是“胃火亢盛”。与此同时，当一个出现怕冷、脉微细、但欲寐等表现，中医就认为这个人的体内“火弱”了，需要给体内助阳壮火，这些都是借鉴了自然火之特性。

　　中医说的火，在《内经》中有生理性和病理性的区别。生理性的火是指人体的热能，它是推动人体各种生理功能的动力，称之为“少火”。少，有温煦柔和，不亢不烈的意思，《内经》说：“少火生气”，这个“气”就是指人体的生理功能而言。民间有“小伙子睡凉炕，全凭火力壮”的俗语，“火力”，当是少火的俗称。少火充旺，身体机能自然强盛，能耐得凛凛寒气。反之，火力不足，就会畏寒肢冷，虽厚衣重被，依然瑟缩不暖，这种情况中医也称为“阳气虚”。所以，少火其实也是阳气的别称。

　　人体内的病理性的火，叫做“壮火”，这个“壮”是相对“少”说的，意在表明它的破坏作用，并不是热能增多的意思。壮火能消耗人的“津液”(指具有营养作用的体液)，耗散人的“正气”，所以《内经》又说：“壮火食气。”“食”即侵蚀、消耗之意。所以，专家说：“壮火不可留，少火不可灭。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当人们认识药物的时候，也引进了“火”的概念，如药物的寒热温凉四性，温与热，就是火的特性，就是火在药物中的特点。而利用药物的寒热温凉，来对抗人体内的寒热温凉，《内经》称之为“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”。中医的五行学说，以及五脏理论的相火、龙雷之火、命门之火等等，无不以火的内涵来说明问题，凡此种种均是借鉴自然火的特性说明中医之理。

　　火与扶阳理论

　　由于火的意念与自然界的火具有相同的意义与内涵，而人体内的生命活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火的支撑。人的一生，就是一个的燃烧过程，而且人的生命之火，是有一定的限度的，不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资源。故此，人体内的火力是一个递减的过程，如何通过中医中药的调整与补给，来增添生命之火力，这便是理论之源头。

　　从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出113方中，应用姜、桂、附的方药占大半，可见张仲景擅于应用辛温扶阳药物，来振奋人体内的火力而达到驱病和强身目的。从《伤寒论》的名字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人们受“寒邪”侵袭之后，最易伤及的仍然是人体的阳气，而阳气的根本就是人体的生命之火力。也就是说，人们从火的利用与引用上，找到了中医扶阳理论的渊源。

　　由于人体生命之力低下，这便形成了所谓的三阴证体质，形成或是导致三阴证体质的因素甚多，而阴证之形成，当然最重要的是体质，或者说禀赋属素体阳虚者。此外，与饮食劳倦、房室不节有关。还有更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便是医者不识阴阳，不分体质，对素体阳虚者既病之后滥用、误用、多用、久用寒凉滋腻，更伤其不足或虚衰之阳。尤其是头面虚火引起的多种这样的病证，从外表来，颇似阳证者甚多，其实根本仍然是阴证，而医者每多忽视阴证，错把虚火当成阳证来治。

　　因此，火神派鼻祖郑钦安先生，在其《医理真传》与《医法圆通》两书之中，几乎在每一病证之后，都要批评市医积习，这一积习便是不独立思考，不思治病求本，见咳止咳，见痰化痰，见血投凉，又多用套路套方，如一见便秘即用大黄、当归、白芍、蜂蜜、麻仁、郁李仁，一见小便不利，便是木通、车前、滑石之类;更视峻药如虎，力图平淡稳当。小病犹可，大病则往往误人。

　　由此追溯郑钦安的学术渊源，其理论实以《内经》为宗，其临床则“用仲景之法”。宗《内经》则在“洞明阴阳之理”，宗仲景则“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”，因此他的真传就是：“认证只分阴阳”，“病情变化，非一端能尽，万变万化，不越阴阳两法”。阳证自有阳证治法，阴证则宜益火之源，或甘温扶阳，或破阴返阳，如此，则仲景之四逆、白通、理中诸方，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习用之方了。“予非专用姜附者也，只因病当服此。”这便是他的夫子之道。

文章部分文字、图片、数据、视频等内容信息来源于互联网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请立即联系删除。